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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楊義先生在其《重繪中國文學地圖通釋》一書中談到《西游記》的影響時,這樣寫道:

      比如說在陜西發現了一幅木刻的民間畫,叫《庇(弼)馬瘟(溫)》,畫著的是一個猴子拿著一個大紅桃子,它的肩膀上蹲著一個小猴子,用手怯生生地指著那個桃子,后面是一棵松樹。這《庇馬瘟》的畫,實際上用在過年的時候貼在馬圈、牛圈、豬圈上面,要借孫悟空的威靈來避邪,來鎮壓瘟神——民間對孫悟空是這么一種理解。實際上是把一個神話文學形象轉換成一種原始信仰的六畜保護神(當代中國出版社2007年版,第121-122頁)。

        這一論述,正確地指出了該年畫與《西游記》中的孫悟空之間存在著某種淵源,可惜所指出的只是最表象上的聯系,而對雙方源流關系的判斷,則明顯是顛倒了的。

        我國古人歷來就有猴入馬廄可避馬疫的認識,并屢屢見諸記載。唐人韓鄂在《四時纂要》一書中就曾說過:“常系獼猴于馬房內,辟惡消百病,令馬不著疥。”北宋梅堯臣《宛陵集》卷十二《詠楊高品馬廄猢猻》有句云:“嘗聞養騏驥,辟惡系猿猴。”南宋洪邁在《夷堅三志·辛》卷四《孟廣威獼猴》條也有記載:“好養馬,常蓄獼猴于外廄,俗云與馬性相宜。”可知早在文學形象孫悟空問世之前,在馬廄蓄一獼猴以預防馬瘟,就已成為傳統民俗。至于過年時在馬廄上張貼印有獼猴的年畫,只不過是其余緒而已。

        如此說來,并非是民間在《西游記》問世后“把一個神話文學形象轉換成一種原始信仰的六畜保護神”“借孫悟空的威靈來避邪”,從而成為一種習俗;而是吳承恩在創作《西游記》、給孫悟空安排一個“弼(避、庇)馬溫(瘟)”的頭銜時,有意識地吸收了民俗文化的滋養。明人謝肇淛《五雜俎》卷九說:“置狙于馬廄,令馬不疫。《西游記》謂天帝封孫行者為弼馬溫,乃戲詞也”,即指出了這種源流關系。當代學者錢鐘書先生在《談藝錄》及《手稿集》卷三對此有詳細論述,征引頗富;日本學者小川環樹在其論文《〈西游記〉的原本及其改作》中也有類似論述,均可參考。如此說來,吳承恩筆下的那位玉皇大帝,盡管看上去是一個正襟危坐、不茍言笑的呆板形象,其實骨子里并不缺乏幽默感的。

      “馬”與“猴”的這種特殊關系還很早就被移用到了工藝品的創作之中。例如,有一種常見的工藝品,把一只猴兒置于馬背之上,構成一幅吉祥圖案,名曰“馬上封侯(猴)”。所用的材料,無論是玉石、金屬、陶瓷、泥塑,還是竹木、絨布、紙張、塑料,均能惟妙惟肖,并演化出了千姿百態的造型,令人十分喜愛。這種工藝品常被用來作為禮物送人,尤其送給官場中人,利用“猴”與“侯”(爵位)的諧音和“馬上”的副詞義“立刻”,表示祝人很快發達、加官進爵之意,可謂惠而不費。由于古往今來的中國人大多是夢想做官的,官場中人尤其盼望著盡快升遷,所以此類工藝品歷來頗受歡迎,經久不衰。

 

       據某些收藏品推測,這種吉祥圖案的產生,至少也應該有幾百年了。但后來的制作、收藏、贈送、接受這一工藝品者,往往僅著眼于其寓意,恐怕大多忘卻了“馬”與“猴”之間的本來關系(據筆者推測,此類工藝品的最初創意者應該是知道這種關系的),這屬于文化傳承中“得魚忘筌”“登岸舍筏”一類現象。如果了解了猴子有“避馬瘟”的功用之后,再看此物,應該會啞然失笑:原來這一番意象的組合,本義不過是說為此馬隨身配備了一名保健醫生而已。當然,這樣的解讀,對于渴望升官的人來說,或許會覺得大煞風景,但平心而論,又何嘗不是別有一種理趣在其中呢!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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